實踐中，存在黨員干部真實出資購買車輛，出租給管理和服務對象后收取高額租賃費的情形，此種情形下，對于黨員干部的行為如何定性容易存在不同認識。筆者結合一起案例進行分析。

　　方某，A街道黨工委書記。嚴某，B公司實際控制人，該公司承接了A街道垃圾清運業務，業務發包和款項結算均需經方某審批。二人交往期間，嚴某曾多次請托方某關照其公司業務，并承諾感謝。2020年，方某主動提出，由其出資60萬元購買兩輛垃圾清運車，登記在B公司名下，出租給B公司使用，嚴某每月支付兩輛車租賃費共7萬元（市場租賃價為兩輛車每月共4萬元），嚴某表示B公司確有需求，因此同意。2020年至2024年，方某多次為B公司承接垃圾清運業務提供幫助，并收受嚴某車輛租賃費共計43個月301萬元。另查明，方某與嚴某及B公司并未簽訂租賃協議，兩輛車一直由B公司管理使用。

　　本案中，對于方某的行為如何定性，存在三種意見。第一種意見認為，方某線萬元購買車輛出租給嚴某，并獲取租金收益，屬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，違反廉潔紀律，應適用《中國紀律處分條例》第一百零三條追究其黨紀責任，并收繳違紀所得301萬元。第二種意見認為，方某利用職務之便為嚴某謀取利益，并以租賃費名義收受嚴某好處，方某構成受賄罪，受賄數額為301萬元。第三種意見認為，方某利用職務之便為嚴某謀取利益，并以明顯高于市場的價格向嚴某出租車輛，實施權錢交易，方某構成交易型受賄，受賄數額按交易時市場價與實際支付價的差額129萬元認定。同時，對于方某在市場價內獲得172萬元收益的行為，屬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，違反廉潔紀律，適用《中國紀律處分條例》第一百零三條處理，收繳違紀所得172萬元。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，具體分析如下。

　　其一，方某以高于市場的價格向嚴某收取租賃費的行為屬于交易型受賄。根據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相關規定，“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，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的，以受賄論處：……（3）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請托人財物的”。該司法解釋對交易型受賄進行了規定，與直接受賄相比，交易型受賄既具有客觀市場交易，雙方以物品或服務等進行價值交換，又表現為明顯的市場交易不對等（如受賄人以明顯低價買入或者以明顯高價賣出），交易內容還包括國家工作人員手中公權力，存在權錢交易。因社會實踐復雜性和變化性，司法解釋無法窮盡列舉交易型受賄具體形式，而使用了“以其他交易形式”兜底性規定。據此，國家工作人員只要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，以交易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，實施權錢交易，均屬于交易型受賄。

　　本案中，方某利用職務之便為嚴某謀取利益，并以每月高于市場價3萬元的價格向嚴某收取租賃費的行為屬于交易型受賄。從主觀方面看，雙方達成了權錢交易合意。方某明知嚴某有請托事項且承諾感謝，仍通過出租車輛方式從中獲取高額好處費。嚴某明知方某提出的租賃價明顯高于市場價，仍乘機向方某輸送利益。雙方對以租賃車輛為手段、以超出市場價給予“租賃費”作為賄賂標的均具有明確認識。從客觀方面看，雙方完成了權錢交易。方某多次利用職務之便為嚴某承接業務等提供幫助，嚴某通過支付超出市場價租賃費向方某輸送利益。

　　同時，根據《意見》對交易型受賄的規定，“受賄數額按照交易時當地市場價格與實際支付價格的差額計算”。在計算交易型受賄犯罪數額時，應當剝離正常市場交易獲利，僅將權錢交易部分認定為犯罪數額。本案中，方某每月收取高出市場價3萬元的租賃費，43個月共收取的129萬元系方某利用職權為嚴某謀利的對價，應當認定為方某的受賄數額。

　　其二，方某在市場價內獲得172萬元收益的行為屬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。違規從事營利活動，主要指黨員干部違反規定，從事各種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，包括違規經商辦企業、擁有非上市公司（企業）股份或者證券等形式。實踐中，認定是否構成違規從事營利活動，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，重點審查黨員干部是否違反了有關規定。違規從事營利活動影響職務行為的廉潔性，違紀點在于特定身份主體違反規定進入市場經濟活動，但進入市場經濟活動后實施的行為須符合市場交易規則。受賄犯罪侵害職務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，認定的核心在于實施了權錢交易。區分違規從事營利活動違紀行為與受賄犯罪，關鍵在于判斷是否實施了權錢交易，亦即黨員干部的獲利來源于市場還是來源于權力對價。實踐中，可以從黨員干部是否真實出資或參與經營管理、是否承擔投資風險、是否遵循公平公正市場交易原則等方面進行綜合判斷。

　　本案中，方某每月在市場價4萬元內向嚴某收取租賃費的行為屬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，所獲172萬元系違紀所得應予以收繳。一方面，方某在市場價內收取172萬元租賃費未實施權錢交易。方某線萬元購買垃圾清運車，實際出租給B公司使用，且客觀上承擔了車輛折舊等成本。B公司一直使用方某的垃圾清運車，方某在市場價內收取的172萬元租賃費符合等價交換的原則，對于此部分獲益，雙方并無利益輸送合意，不構成犯罪。另一方面，方某違反有關規定從事了營利活動。方某身為A街道黨工委書記、國家公務員，違反《公務員法》《中央、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、辦企業的規定》等禁止性規定，違規向管理和服務對象出租車輛獲利，影響其職務行為的廉潔性，構成違規從事營利活動的違紀行為。

　　綜上，方某的行為同時構成違反廉潔紀律和受賄犯罪。對方某以每月4萬元市場價收取車輛租賃費的行為，認定為違規從事營利活動，其獲取的172萬元作為違紀所得予以收繳。方某每月以超出市場價3萬元收取好處費的行為構成受賄，受賄數額共計129萬元。（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區紀委監委 王剛 宋立禮）